政治

2021 年 02 月 27 日

彭博商業周刊

假訊息風暴下的台灣

2018年12月27日

11月底的地方選舉期間,如洪水氾濫的假訊息引發了大眾擔憂,同時,來自各方的民間組織正在想方法與其對抗

12月13日,台灣行政院通過第一波假訊息修法草案,針對「出於惡意、虛偽假造、造成危害」的訊息,提高《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糧食管理法》、《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刑度和罰則,也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災害防救法》、《廣播電視法》中新增條文, 希望能遏阻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說,假訊息就像新興毒品,免費、大量、無時無刻存在,不僅危害社會秩序、影響社會安定,也對台灣民主制度帶來衝擊。他指出,假訊息防制將從「識假、破假、抑假、懲假」四方面著手,「未來也會持續盤點現有法律再分批修法。」

近幾年,世界各地都吹起了假訊息風暴。俄羅斯網軍設立假帳號、散佈製造對立的言論,影響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墨西哥「假新聞之王」為政客製造假訊息,左右了選舉。假訊息還變成利刃,在印度、緬甸、斯里蘭卡等地引發暴力衝突。然而,假訊息風暴的中心常常是一系列未經證實的謠言,在社交平台上不斷轉傳、變形,從網絡外溢至新聞媒體,再加上媒體未盡查證責任便發出報道,產生了巨大的加強力量。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公共事務長、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林福岳指出,所謂的「假新聞」(Fake News)在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漸漸走進大眾視野,它是一個「通稱」,被賦予了各種想像和定義。「所謂的假新聞有好幾種,」林福岳解釋,「例如出現人名、地名等事實錯誤的新聞報道,網絡上的個人推測,與匿名散佈的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它對社會的影響可能比較小一點。但刻意製造、虛構、扭曲真實訊息,改變大眾的認知,以企圖達到政治目的、商業利益,或意圖對別人造成傷害的假訊息(Disinformation,另譯不實訊息),則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在台灣,關於假訊息的討論在11月24日舉行的九合一選舉前後來到了高峰。

這場選舉是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的首場全國性選舉,1900多萬位選民在當天投票選出台灣新一屆的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里長、山地原住民區長及區民代表。另外,與婚姻平權、能源轉型、台灣在國際運動賽事中的參賽名稱等有關的十項公民投票也同時舉行。

這場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中期選舉,被認為是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前哨戰。最後地方選舉由國民黨大勝,甚至翻轉了部份長期由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台灣選民也透過公民投票,拒絕了同性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奧運正名」公投也以失敗告終。然而,競選期間如洪水氾濫的假訊息,卻引發大眾對選舉公平性的擔憂。

為了找出假新聞對政治局面的影響,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在選舉後兩個星期內,根據選前三個月台灣四大報的報道量、網絡聲量以及外媒報道焦點,進行全國性調查,一共蒐集到1068件樣本。研究篩選出六則影響力最高的假新聞,詢問民眾的看法,並交叉比對選民的政治傾向與投票選擇,結果發現,假新聞的確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

研究顯示,此次選舉對選民影響最大的假新聞是「蔡總統坐裝甲車勘災」,有83%的民眾知道這則新聞,但是在選舉當天知道事實真相的選民僅有43%。影響選民判斷的第二個假新聞是「日本關西機場事件」:颱風燕子吹襲大阪時,「中國領事館派專車進機場,台灣旅客只需自稱中國人便能上車」的假消息,間接造成台灣駐大阪辦事處前處長蘇啟誠自殺身亡。選前知道這則新聞的選民佔78%,但是在選舉當天能夠判斷真偽的僅有46%。另外的「北漂青年競選影片」、「高麗菜農髮蠟哥下跪」、「蔡英文出租太平島給美軍」、「李榮貴假帳號指控陳菊舞弊」等假新聞,在選舉當天,都有超過一半的選民無法判斷其真偽。

王泰俐表示,六則新聞中,前五則在選民投票行為上擁有顯著影響。「換句話說,有一半左右的選民在『總統勘災態度傲慢』以及『駐外單位對台灣旅客漠不關心』等認知下,投下了手中決定性的一票。」

經過初步分析,王泰俐發現越無法判斷假新聞真偽的選民,越容易投票給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且這個傾向在民進黨支持者以及中間選民間尤其明顯。另外,經過交叉分析,王泰俐也發現在選舉當天,對假新聞辨識程度較低或無法辨識的選民,以政治傾向偏綠或者中間選民居多。「這是一個靜者恆靜,不靜者恆不靜的現象,」王泰俐解釋,「中間選民相較於立場明確的選民,更不關心政治、選舉,但他們不但能左右選情,對於假新聞也是最沒有抵抗力與免疫力的。這樣的情況將對台灣的民主制度造成很大的傷害。」

台灣對假訊息並不陌生。運用打手與暗樁改變風向,製造政治輿論,通過美化式的報道達到行銷目的一直是常見現象。然而,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假訊息威脅,卻是一種新的變形體。

「台灣此次選舉中的資訊傳播不僅呈現諸多亂象,而且有『質變』的傾向,」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胡元輝說,「由於台灣媒體組織的商業競爭與專業失靈,假訊息很容易就由網路移植到傳統媒體,形成一個自我增生、自我繁殖的假訊息生態系統。更糟糕的是,有的媒體還大張旗鼓,不加查證就直接組合網路訊息為新聞報道,使媒體工具化的現象更為嚴重。」

胡元輝解釋,當代假訊息現象與網路、社群媒體等新傳播科技的發展密切相關。「社群媒體不僅大幅降低訊息傳播的成本,而且憑藉社群成員之間的信賴關係與幾近真空的法令規管,讓假新聞的傳播擁有更為便利的環境條件。」但技術觀點不能完全解釋假訊息亂象。「人們為何會製造與傳播假訊息?如果不是它所存在的社會支持這種現象,或者說當前的社會體制或生態出了問題,假訊息或假新聞應該不會這麼氾濫才對,」胡元輝說,「看待當代假訊息或假新聞問題,不能用「唯科技論」來理解,它具有社會根源與依存脈絡,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科技等面向在內的複合性現象。」

一些台灣的民間組織正試圖改善這個問題。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優質新聞發展協會共同募款成立的第三方查核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追蹤與公共事務關聯密切、且可能對大眾造成強大影響的假訊息,查證後再發佈核實報告。7月上線至今,已破解「2018年6月法20萬人遊行要求廢同婚法」、「英國研究證實:女人越愛喝酒智商越高」、「非洲豬瘟也會感染牛羊,人類也難倖免」等48個不實訊息。

根據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網站統計,目前全球有161個活躍的新聞查核機構,凸顯了全球媒體公信力普遍下跌。林福岳指:「如果媒體能夠好好扮演傳遞真相、監督政府的角色,事實查核機制可能就不會出現。」他強調,社群媒體的角色也是關鍵。「假訊息傳播最嚴重的場域是社交媒體與網絡平台,當資訊傳播的影響力凌駕於傳統媒體,是否也需要負擔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呢? 」林福岳問。他指出,中心希望與網絡平台業者合作,若民眾檢舉的資訊經查核組織確認為假新聞後,平台業者會做出標示,讓使用者知道其真實性受到查核組織的質疑。「希望平台業者在台灣也可以同樣負起社會責任,實施自律措施,」林福岳說。

另一個努力闢謠的公民團體是「Cofacts 真的假的」,一個在即時通訊工具LINE上的開源聊天機械人。當LINE使用者收到一則不確定真假的訊息,只需要將它轉傳給Cofacts聊天機械人,義工編輯們查證後的資訊便會自動反饋給使用者。

闢謠訊息全由公民協作,任何人都可以填寫回應,為澄清網絡謠言盡一份力。而如果編輯們看法不一致,聊天機械人也會發送多條不同訊息給用戶,讓用戶閱讀後進行獨立判斷。

Cofacts的成員Johnson Liang表示, 選擇以LINE做為突破口,是因為近年來LINE在台灣的中高年齡層使用者之間非常普及。根據尼爾森(Nielsen)2016年調查,12至65歲的台灣民眾有將近91%都在使用LINE,其中,40歲以上的中年與銀髮族在使用比例上超過九成,與其他社群平台相比非常少見。「在當中,有不少人在使用LINE之前從來沒上過網、也不習慣使用Google的數碼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他們唯一的網絡消息渠道可能就是LINE,」Johnson 說,「LINE上轉傳的訊息,會大幅左右他們的認知。」

另外,LINE屬於非公開型的社交網絡,無法觀測與追蹤聊天內容,不同意見也無法自外部介入, 這樣的特性讓假訊息在LINE上的傳播更加難以追蹤。於是Cofacts透過LINE 聊天機器人,讓不熟悉網絡生態的人只要轉傳訊息,就可以查證傳聞。

Johnson說,Cofacts從2016年10月於台灣公民科技社群g0v第一次提案至今,已累積六萬多名用戶,23249則求證訊息,每天平均有40篇「新」訊息進入Cofacts的轉傳訊息資料庫。Cofacts的應用,就像在封閉的LINE上面安裝了一個窗口。「Cofacts使用者應該都算是某種願意查證的同溫層(意指持有相同理念的人),」Johnson 說,「LINE在台灣的使用者將近2000萬,如果連同溫層中都收到10次查詢,那麼同溫層外面肯定傳翻了。」

聊天機器人後台的分析工具,能看見熱門訊息、使用者人數,也可以透過文章ID或關鍵字過濾訊息,觀察搜尋熱度的變化。Johnson舉例,九合一大選期間有五項與同志相關的公投案同時進行,Cofacts在後台以關鍵字「同性戀」搜尋發現, 相關訊息在10月底反同公投開始進行宣傳時來到高峰,在這前後都乏人問津,「基本上就是一次明顯的網絡攻勢。」

Cofacts的另一成員Billion Lee說,選舉前後,Cofacts上最熱門的不實訊息前幾名都與婚姻平權及性平教育有關,例如學校對國中小「強迫」實施同志教育把學生教育成同性戀,又如若同性婚姻合法化,外籍人士便會濫用健保資源治療愛滋疾病等。其中,光是與愛滋有關的不實訊息就有數百則。「謠言的趨勢最明顯的地方是它們反覆出現。我們也可以從數據上發現,很久以前流傳過的謠言再次在短期內被使用者反覆查閱,形成週期性的變化。接近法規改變、公投前後、大法官釋憲前,類似的情形都會一再出現,」Billion 說。

面對「殺不死的假訊息」,有些人提議更直接的做法。6月,台灣網絡上曾出現香蕉遭大量棄置的合成假照片,當時民進黨立委邱志偉等提案,要為類似案件加重刑責,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入罪》,最重可拘留3天,遭批評為箝制言論自由。9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也提醒,根據台灣現行廣播電視法,如「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或妨害公共秩序者」,最高可罰款新臺幣200萬,並得令其停止播送該節目,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但這也讓許多人擔心,在很多威權集權國家,社會秩序常被用於作為管制人民與媒體的藉口。經歷過幾十年戒嚴的台灣,對於任何可能傷害言論自由的做法尤其敏感。利用法律抑制假訊息,會不會造成寒蟬效應呢?

隨著假訊息與犯罪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台灣必須找到一個能保護國家免於謠言侵擾,又能保有言論自由的平衡的作法。林福岳說,政府運用法律處理假新聞要「絕對小心」,一不小心越界了,就會侵害言論自由,甚至變成政府用來打擊異己言論的工具。「用法律、行政命令抑制假訊息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呢?執行單位有沒有能力與時間去查證假訊息?若不小心錯誤定罪,有沒有補救程序?」

王泰俐則指,媒體認知與公民教育非常重要。「在傳播理論中,第一次接觸到的訊息幾乎完全影響人對事件的觀感,就算看見澄清消息也不一定會讓人改變立場。況且,澄清消息也不一定能被看見,」王泰俐說,「我們要清楚讓一般民眾了解假訊息的危害。不論是用什麼方法,我們都需要盡快修復它,不然情況將在2020 年大選中更加嚴重。」─劉修彣